国家建构视域下的伊拉克国家认同困境

2016年7月6日，英国发布了《伊拉克战争调查报告》，又称齐尔科特报告。报告认定当时最佳选择是采取政治手段解决伊拉克问题，军事手段在法理上不具合法性，英国卷入战争的决定是完全错误的，布莱尔政府的伊拉克政策是失败的，这场战争造成的严重后果持续至今。正所谓美英虽赢了战争，却失去了和平，战争打开中东的“潘多拉魔盒”。战后民族教派冲突、国内秩序混乱和国家治理能力弱化成为伊拉克国内宗教极端主义滋生的土壤，长期的动乱和冲突导致数十万伊拉克民众死亡，上百万人流离失所。许多学者认为美英联军的入侵和战后政策失误是导致伊拉克国内动荡、教派冲突和持续暴乱的主要原因。例如，埃里克·戴维斯( Eric Davis) 认为战后联盟临时管理局制定的“去复兴党化”和解散军队等一系列失败政策，托拜·道奇( Tobay Dodge) 指出军队能力不足和社会资源匮乏破坏了伊拉克稳定和重建进程。这些观点着重诠释了国家制度在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重要性，但忽略了认同情感在民族国家建构中的作用。认同最简明的定义是对身份和个体的忠诚。国家认同是“个人一种主观的或内在化的、属于某个国家( 民族) 的感受”，也就是“人们对其存在其中的国家的认可和服从，其反映人与国家的基本关系。对国家而言，它决定国家合法性的基础，进而决定着国家的稳定与繁荣”。民族国家是由一个或多个民族基于共同的国家认同而建立的主权国家，是当今世界最基本的政治分析单位和国际关系行为体。发展对自己国家的忠诚，培育民众的国家认同和现代公民意识对国家稳定与世界和平都是非常重要的。

现代伊拉克是一战后英国将原属奥斯曼帝国的三个民族宗派迥异的省份强行合并而成，从建国伊始就具有典型的政治碎裂化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民族的分裂( 阿拉伯人与库尔德人) 和宗教的分裂( 什叶派和逊尼派) 。因此，一些学者认为构成现代伊拉克的人与生俱来是分裂的，反对将伊拉克视为是一个统一的共同体，甚至认为其相当于社团( Societies) 。有些学者认为伊拉克三大族群并没有统一的国家认同观念，更加倾向于族群认同。而族群意识可以建立一个国家，也可以撕裂一个国家。还有学者认为虽然伊拉克人一起生活将近一个世纪之久，但是他们之间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团结统一，对国家的“归属感”( Feeling of Belonging) 非常脆弱。例如，在2005 年库尔德地区进行了一次公投，结果98%的人赞同脱离伊拉克。伊拉克问题专家萨利姆·马塔尔指出:“纵观伊拉克现代历史，伊拉克持续紧张和频繁的暴力，其根源是国家认同的脆弱”。因此，本文主要从国家认同的维度来探究伊拉克民族国家建构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民族宗派———多元认同的困境

伊拉克作为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一方面表现为民族的多样性，主要有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土库曼人、亚述人、雅兹迪人和犹太人; 从教派构成来看，有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和雅兹迪教等。而另一方面宗教派别与民族派别相互交织，如什叶派-逊尼派穆斯林、阿拉伯-库尔德-土库曼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等错综复杂的关系。伊拉克民族宗派的多元性及其矛盾分歧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主要表现为:

(一) 民族的跨界性: 国家认同与超国家认同的矛盾

伊拉克民族构成具有跨界性特点。伊拉克国内第一大民族阿拉伯人( 逊尼派和什叶派) 生活在叙利亚、约旦、沙特和科威特四个相邻国家，所有这些国家的主要人口与伊拉克阿拉伯人在文化、语言上具有同质性。同样，作为国内第二大民族库尔德人，主要散居在伊朗、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四国。虽然伊拉克国内的什叶派与逊尼派同属阿拉伯人，但是什叶派与伊朗和以什叶派立国的其他海湾国家同属一个宗派。这使伊拉克人面临着国家共同体( 国家认同) 与超国家共同体( 民族宗派认同) 的认同矛盾。

因此，伊拉克国内的各民族宗派具有多元认同，并引发一系列认同危机。从历史发展来看，国内各民族宗派长期缺乏将统一的伊拉克作为共同命运体，一直存在超越伊拉克国界而寻求民族和宗教认同的超国家共同体认同。例如，伊拉克库尔德人将他们与伊朗和土耳其的库尔德人相联系，历史上一直追求建立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国，并在遭到伊拉克政府镇压时会选择逃往邻国库尔德人地区寻求避难。伊拉克的什叶派认为他们与伊朗、沙特、科威特、巴林的什叶派同宗同源。虽然2005 年永久宪法首次将伊拉克不再定性为阿拉伯国家的组成部分，但后萨达姆时期的四任总理———阿拉维、贾法里、马利基和阿巴迪都强调国家的阿拉伯属性。可见，伊拉克强烈的民族宗派认同与脆弱的国家认同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成为阻碍伊拉克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绊脚石。

(二) 多数派与少数派: 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认同与伊拉克民族主义认同之争

伊拉克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民族和宗教问题错综复杂。其民族构成主要为阿拉伯族占78%( 什叶派占60%，逊尼派占18%) ，库尔德族占18%，其余为阿塞拜疆族、亚美尼亚族、雅兹迪人、犹太人等少数民族约占人口的4%。伊拉克穆斯林占人口的95%，其中什叶派穆斯林占54%，逊尼派穆斯林占41%。可见，逊尼派在伊拉克属于少数派，但是从整个中东地区而言，逊尼派却又是多数派。

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是一种民族主义思想，颂扬阿拉伯民族、语言及文学，并诉求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统一，其中心思想是阿拉伯世界从大西洋至阿拉伯海的所有人建立一个有着共同语言、文化、宗教与历史遗产的国家。从20 世纪开始到50 、60 年代，阿拉伯民族主义作为阿拉伯人民为摆脱奥斯曼帝国统治，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文化的一种现代社会政治思潮，长期在中东政治中居支配地位。对伊拉克逊尼派而言，利用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将伊拉克与整个阿拉伯国家相联系，是以阿拉伯元素为纽带来实现其多数派地位的有效策略。伊拉克哈希姆王朝时期( 1921—1958 年) 的逊尼派首相塔哈·哈希米( Taha al-Hashimi) 指出，“什叶派反对阿拉伯统一是因为他们担心统一将削弱他们多数派的地位”。1932 年费萨尔国王在《备忘录》中指出“伊拉克逊尼派担心在多数派的什叶派和库尔德人面前陷入被动，主张实现阿拉伯世界的统一。与逊尼派的立场相反，什叶派担心如果伊拉克被合并到整个大阿拉伯国家，他们将失去多数派的地位”。20 世纪60年代后期阿拉伯统一事业受挫后，伊拉克逊尼派开始另辟蹊径来改变其少数派的地位。1977年的一次采访中，时任副总统的萨达姆透露伊拉克政府计划邀请100 万埃及农民到伊拉克定居。虽然这一计划未能付诸实施，但还是通过其他新政策鼓励埃及和其他国家逊尼派工人获取伊拉克国籍。例如，复兴党最高权力机构革命指导员会( Ｒevolutionary Command Council，缩写ＲCC) 宣布对获得伊拉克公民身份的其他国家逊尼派提供土地和住房贷款等奖励优惠政策。这为其他国家的逊尼派阿拉伯人获得伊拉克国籍铺平了道路，但是与此政策形成明显反差的是国内数千名库尔德人和什叶派却被剥夺了伊拉克国籍并被驱逐到伊朗。

纵观伊拉克政治发展史，不难理解历史上什叶派是伊拉克民族主义的中坚力量，而非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追随者，他们是伊拉克民族主义政党( 国家民主党和伊拉克共产党) 主要支持者。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对伊拉克逊尼派的吸引力更大，逊尼派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推动力量和践行者，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少数与多数的矛盾地位; 二是伊拉克地理上毗邻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发源地叙利亚，受其影响深刻; 三是伊拉克缺乏确保分权的民主政治机制和政治文化。在这种情形下，伊拉克各民族宗派都担心被边缘化，这一情况到今天一直存在。

(三) 阿拉伯人与库尔德人: 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分歧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给民族的定义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而英国学者安东尼·史密斯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为某一群体争取和维护自治、统一和认同的意识形态运动，该群体的部分成员认为有必要组建一个事实上的或潜在的‘民族’”。可见，民族主义的核心要素是民族自治、民族统一和民族认同。阿拉伯民族和库尔德民族是伊拉克最大的两个民族，通过历史考察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伊拉克国家认同的脆弱。

从16 世纪起，大部分阿拉伯人都处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直到19 世纪，奥斯曼帝国才出现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萌芽。19 世纪前半期，穆哈默德·阿里在埃及创建了一个横跨亚非两洲的帝国，成为第一个试图摆脱奥斯曼的统治，建立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的人。1839—1876 年奥斯曼帝国推行“坦齐马特”改革，强化了民族认同。作为改革的内容之一，许多奥斯曼政府官员被选派到欧洲接受培训，并邀请欧洲教官担任军队教官。1865 年，这些接受西方思想的青年组建青年奥斯曼党，希望能拯救“欧洲病夫”奥斯曼帝国。在阿卜杜拉·哈米德二世的专制统治期间( 1876—1909年) ，青年土耳其党取代青年奥斯曼党，开展土耳其民族主义运动，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也有了较大发展。青年土耳其革命似乎给帝国内不同民族宗派的人民带来了曙光，正如土耳其历史学家希克梅特·巴乌尔所言: “世界上能像奥斯曼宪政革命给人带来那样大希望的运动，还是很少见的;同样，世界上能像奥斯曼宪政革命给人带来那样迅速而最后失望的运动，也是很少见的”。革命的目的是创建一个能够维护国土完整的民主的立宪政府，不料到头来却建成了一个军事独裁政权。

1909 年，上台后的青年土耳其党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泛民族主义，即奥斯曼主义、土耳其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混合体，并在实践上继续推行对包括阿拉伯民族在内的非土耳其民族的歧视和压迫政策，主张将帝国内各民族塑造成一个单一民族，实施建立单一的土耳其民族和文化上的“土耳其化”，明确指出“如果阿拉伯人没有忘记自身的语言、历史和习俗，他们将力图在奥斯曼的和土耳其人统治的亚洲的废墟上，复辟他们的古代帝国”。这一政策最终导致了阿拉伯人对青年土耳其党人希望的破灭，遭到了所有阿拉伯省区的强烈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开始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同青年土耳其党人决裂，建立了一系列团体组织，并对政治分离运动产生兴趣，认为建立独立的阿拉伯国家是保护阿拉伯人利益的唯一保障。一战结束时，阿拉伯人摆脱了奥斯曼帝国的专制统治，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深信完全可以实现独立建国。但是，英法殖民主义在阿拉伯世界划分势力范围摧毁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建国梦。

16 世纪库尔德民族主义也开始萌生。这一时期库尔德诗人的文学创作打破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对文学作品的垄断。1694 年，艾哈迈迪·哈尼( Ahmadi Khani) 的史诗中提出了库尔德人是一个民族的现代概念，他认为库尔德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土耳其人并非是宗教共同体，而是民族共同体。他的思想为库尔德民族主义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激发了库尔德人实现自治并建立民族国家的革命运动。另外被誉为库尔德民族主义之父的诗人哈吉·卡迪里·考伊( Haji Qadiri Koyi，1717—1797 年) ，他致力于库尔德人统一和建立独立国家的努力。这两位诗人都强调语言、文学作品和报纸作为媒介的重要性。1898 年，第一份库尔德人报纸《库尔德斯坦》终于面世，该报的名称足以看出库尔德人对独立国家的向往。20 世纪初，接受先进思想的库尔德知识分子和军官创建属于自己的政治组织，如1908 年建立的“库尔德斯坦崛起与进步社团”( Society for the Ｒise and Progress of Kurdistan) ， 1912 年成立的“库尔德人希望社团”( Kurdish Hope Society) 。这些组织的纲领都是实现库尔德人的自治或独立。库尔德民族主义领导人赛义德谢赫从1880—1925 年间发动一系列的叛乱活动。

此外，两大外部因素强化了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的民族主义意识。一是1918 年在“巴黎和会”上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原则”; 二是一战期间英法殖民主义承诺奥斯奥帝国内部各民族有权力独立建国。例如， 1918 年11 月7 日，英法两国签署声明，表示赞同长期遭受土耳其人压迫的人民实现彻底解放，建立属于自己的民族政府，实施自己选择的政治制度。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和英法的联合声明为奥斯曼帝国内的各主要民族建立民族国家提供了法理依据，尤其对伊拉克的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思想产生了重大冲击，促进了两大民族主义运动的进一步发展。1920年，奥斯曼苏丹接受《色佛尔条约》中规定建立自治的库尔德斯坦的条款，但土耳其民族主义领袖凯末尔坚决反对该条约。1923 年，土耳其与协约国重新签订了《洛桑条约》，在新条约中再没提及库尔德自治或独立问题。至此，奥斯曼帝国的库尔德斯坦被一分为三，再加上波斯境内的库尔德人，库尔德人分布在中东4 个国家的格局延续至今。

1921 年建国后，伊拉克政府奉行阿拉伯民族主义政策，致力于建立一个从摩洛哥延伸至波斯湾的单一的大阿拉伯国家。可见，在1926 年把库尔德人居多的摩苏尔省并入伊拉克之前，伊拉克就已经将自身定位为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是阿拉伯国家而不是双民族国家的属性。因此，库尔德人一开始就对伊拉克阿拉伯民族主义认同发起挑战: 一是他们确信每个民族都有民族自决和建立民族国家的权利。二是建立库尔德民族国家是维护他们政治和民族权利的先决条件。三是民族国家是民族认同的载体，对库尔德人来说接受伊拉克统治意味着将被阿拉伯民族所同化。因此，这两大民族主义思潮弱化了伊拉克爱国主义情感和国家认同。直到今天，两大民族不同的国家认同表现非常明显，例如，在伊拉克政府和库尔德地区政府发行的历史教科书的封面，前者是一副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地图，而后者是大库尔德斯坦的地图，虽然伊拉克战争后历史教科书的封面上删除了大阿拉伯世界的地图，但是《阿拉伯国家现当代史》的书名继续保留，侧重于阿拉伯历史而不是伊拉克历史内容并未改变。

作为英国殖民势力制造的产物，伊拉克在民族国家建构中先形成国家，而后在国家的框架下进行民族建构。民族国家要求民族对国家的认同，而在伊拉克，这种认同却被库尔德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的认同所取代。因此，民族主义威胁着国家的统一，制造和扩大着民族之间、族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成为阻碍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力量，甚至危及民族国家的延续。

二、历史记忆———合法性认同的困境

历史人类学强调，历史与记忆的互动是非常重要，并非所有的事件都留存在记忆中，而是根据其重要性的逻辑被记忆。人们在记忆中唤醒过去，也在记忆中遗忘过去。记忆存在于人们处理过去与现在的过程中，它反映现实的需要，从而被想象、虚构、叙事和重组。因此。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有助于培育国家认同。

(一) 逊尼派与什叶派不同的历史记忆

由于承载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以及其他教育使命，教科书，特别是历史教科书并不完全是价值中立的。在伊拉克，历史上的倭马亚王朝( 661—750 年) 和阿巴斯王朝( 750—1258 年) 被描述成具有高度文明的阿拉伯帝国，尤其称阿巴斯王朝是“当时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国家”和“历史上首次实现阿拉伯民族复兴的王朝”。通常逊尼派将倭马亚和阿巴斯王朝时期看作是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黄金时期，但什叶派却将其视为伊斯兰教历史上最为苦难的黑暗时期，将王朝的统治者称为离经叛道者和篡位者。君主制时期( 1921—1958 年) ，安尼斯·努苏里( Anis al-Nusuli) 出版了名为《叙利亚的倭马亚王朝》一书，主要对倭马亚王朝的历史进行了美化。书中这样写道: “非常遗憾，虽然在“卡尔巴拉之战”中侯赛因和他的追随者得到了清除，但是倭马亚王朝并未将根植于什叶派的顽疾摧毁”。书中还将杀害侯赛因的巴格达总督齐亚德称之为倭马亚王朝的坚强支柱。与之相反，什叶派认为侯赛因反抗倭马亚王朝是反对残暴统治的正义行动。这本书的内容被收录到当时的历史教科书后，引起了什叶派的很大不满和骚乱，最后政府被迫从教科书中将其删除。共和国时期( 1958—2003年) ，因为什叶派遭到长期的打压，伊拉克教科书中对倭马亚和阿巴斯王朝进行了大力颂扬。总之， 1921—2003 年，逊尼派占统治地位时期，伊拉克教科书中很少提到关于什叶派伊玛目侯赛因受难的历史事件，对倭马亚王朝的创立者穆阿维叶继承哈里发一事避而不提，认为第四任正统哈里发阿里向穆阿维叶的权力移交是自然事件。在历史教科书中将其描述为“当哈里发阿里殉难后，穆斯林推举穆阿维叶担任哈里发，并表示效忠”。但是，2003 年后，什叶派开始主导伊拉克政权，重新修订了的历史教科书写到“在阿里殉道后，人们请求侯赛因担任第五任正统哈里发，但穆阿维叶阴谋夺权，并残忍地将其杀害”。可见，伊拉克的逊尼派和什叶派对伊斯兰教史上的重大事件持不同的立场。

伊拉克的逊尼派、什叶派不仅对倭马亚王朝和阿巴斯王朝的历史记忆不同，而且对奥斯曼帝国和萨法维王朝在伊拉克的统治也持不同的记忆。1501 年，波斯萨法维王朝宣布什叶派为国教后，因什叶派圣城在伊拉克的纳杰夫、卡尔巴拉和巴格达，从而开始加强对伊拉克的控制。1508 年，萨法维王朝的立国者伊斯玛仪带兵入侵巴格达后大开杀戒，摧毁了逊尼派的圣陵。奥斯曼帝国赛利姆一世( 1512—1520 年) 进行反击，并下令屠杀帝国内部的什叶派。伊拉克成为两大帝国针对领土、政治和圣地所有权的争夺战争中的焦点，原因之一是奥斯曼帝国属于逊尼派哈乃斐支派，而什叶派的萨法维王朝的宗教圣地大多是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巴格达、萨马拉、纳杰夫、卡尔巴拉。针对这些宗教圣地的争夺使两大帝国以伊拉克为主战场断断续续进行了数百年的交战。战争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同时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仇恨与日俱增。当萨法维王朝占领巴格达和伊拉克其他地方后引起当地逊尼派悲伤记忆，而奥斯曼帝国击败萨法维王朝后却勾起当地什叶派痛苦记忆。这一历史记忆在现代伊拉克逊尼派的脑海中留下深深的印记。例如，1991 年，在镇压伊拉克南部什叶派起义过程中伊拉克军队在坦克上贴有“从今以后没有什叶派”的标语，这一幕在四个世纪之前( 1623年) 当萨法维王朝的军队进入巴格达时高呼“从今以后没有逊尼派”惊人的相似。

(二) 阿拉伯人与库尔德人不同的历史记忆

共同祖先的神话传说( 真实或想象的) 提供了民族认同的心理基础。通常而言，伊拉克阿拉伯人认为他们都是从阿拉伯半岛迁徙到伊拉克的闪米特阿拉伯人的后裔，但是库尔德人却认为他们是雅利安民族的米底人( Medes) 后裔。现代伊拉克的教科书主要从阿拉伯人的角度描述，强调伊拉克从古至今的阿拉伯伊斯兰属性，而库尔德人、土库曼人和亚述人在伊拉克历史教科书上很少提及。一般而言，通过阅读伊拉克历史教科书不可能全面认识到伊拉克国家的多种族、宗教和宗派的特征。在复兴党政权时期和当前的历史教科书中唯一提到的库尔德人是阿尤布王朝的创立者萨拉丁。1187 年，萨拉丁的军队在哈丁之战中彻底击败了东征的十字军。但是在教科书书中并未将他描述成库尔德人，而是将其称之为“领导阿拉伯伊斯兰复兴者”“带领阿拉伯穆斯林重返圣城的领袖”“阿拉伯土地的解放者”。

就库尔德人而言，前伊斯兰教时期的米底王国( 公元前612—549 年) 就已形成了库尔德民族记忆，这从库尔德的歌曲中可以看出: “我们( 库尔德人) 是米底人和基亚克萨雷斯( Cyaxares) 的儿女，故乡是我们的信仰和宗教”。公元前612 年，基亚克萨雷斯( 公元前625—前585 年在位) 联合新巴比伦灭强盛一时的亚述帝国( Assyrian) ，此后又继续西进，他将米底王国的疆域扩至最大，国力推向顶峰，使米底跻身西亚最大强国行列。这段历史在库尔德地区政府发行的教科书中进行了重点介绍，并将这一年作为库尔德历纪年的开始。库尔德地区政府发行的教科书将库尔德斯坦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分为不同的章节，其目的就是为了表明库尔德人独特的历史渊源。库尔德人自称是米坦尼王国和米底王国文明的继承者，而伊拉克阿拉伯人认为自己是苏美尔、亚述和巴比伦文明的传承者，伊拉克政府出版的教材却将米底人描述成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破坏者。1514年，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之间的查尔迪兰战役正式划定了两大帝国的边界，其中将库尔德斯坦地区一分为二。查尔迪兰战役标志着库尔德斯坦首次分裂之痛的记忆，在库尔德人的历史记忆中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库尔德历史学家在书写库尔德史中将查尔迪兰战役作为库尔德现代史的开端，因为这次战役在库尔德人集体记忆中产生强烈的共鸣和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同样，16—19世纪中期，库尔德半独立的公国地位成为他们的共同记忆，独立自治的历史成为库尔德人最为怀念和和追求的目标。1920 年《色佛尔条约》同意库尔德人建国，但1923 年取代该条约的《洛桑条约》彻底葬送了库尔德人的建国梦，这一事件又成为库尔德人记忆中挥之不去的片段。

(三) 逊尼派与什叶派对彼此族源的质疑

伊拉克各民族宗派之间的权力之争导致彼此质疑对方的起源，关于各宗派是否忠诚于国家成为伊拉克民族国家建国进程中至今未能解决的难题。伊拉克逊尼派认为国内的什叶派和库尔德人与伊朗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进而怀疑其地位的合法性。1922 年伊拉克国家刚成立不久，费萨尔国王指责什叶派穆智台希德马赫迪·哈里斯( Mahdi al-Khalisi) 拥有伊朗国籍，效忠于伊朗。费萨尔写给英国高级专员考克斯的信中指出，“在外国( 伊朗) 的资助下过着安逸舒适生活的什叶派穆智台希德干着背叛国家的勾当”。伊拉克什叶派政治家大多是伊朗人，例如，达瓦党的许多成员是伊朗出生，著名的伊拉克什叶派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也是出生于伊朗的马什哈德。20世纪20年代末，伊拉克政府支持发行了诋毁什叶派出身的书籍，认为什叶派其实是波斯人，是萨法维王朝在伊拉克的后裔。1963 年，复兴党革命指导委员会成员米兹巴·哈德尔·哈迪( Mizban Khidir Hadi) 这样描述库特城的什叶派居民: “全部是共产主义者、卡塞姆主义者、什叶派主义者和库尔德人”。 因此，逊尼派对什叶派的忠诚问题进行责难，指责什叶派将伊朗作为他们的精神家园。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曾指出“大多数什叶派忠诚于伊朗，而不是他们的国家( 伊拉克) ”。

当然，什叶派也对逊尼派的身份问题也提出质疑，认为他们起源于阿巴斯王朝后期或奥斯曼帝国时期被阿拉伯化的突厥人或马穆鲁克，指出一些逊尼派政治家的家族名称不是阿拉伯语，比如哈希姆王朝时期的首相努里·赛义德家族叫做阿卡赫里( al-Qaraghuli) 等，认为希克迈特·苏莱曼( Hikmat Suleiman) 、纳吉·沙瓦特( Naji Shawkat) 等政治人物都有马穆鲁克或突厥人的血统。什叶派宗教领袖萨德尔也质疑逊尼派的忠诚问题，指出逊尼派政治家不是这片土地上的子民，而是外国人( 突厥人) 人的后裔，他们对伊拉克没有爱国之情。缺乏共同历史记忆和命运共同体使得伊拉克种族宗派之间就起源和忠诚问题相互质疑和诋毁。

可见，伊拉克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面临不仅是对权力和领导地位的争夺，而且还有根深蒂固、错综复杂的多元化的认同冲突，主要是生活在伊拉克土地上的人民没有深厚的共同记忆，国家认同和历史记忆。

三、联邦制——解决伊拉克国家认同困境的制度选择

回顾伊拉克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伊拉克政府并未通过建构国家认同的方式实现伊拉克国家的统一。2003 年伊拉克战争之前，什叶派将萨达姆的统治等同于逊尼派的统治，认为自身是受害者，而战后逊尼派认为伊拉克成为什叶派主导的国家，自身遭到了不公正对待。伊战后伊拉克国内民族冲突、宗教矛盾和宗派对立相互叠加，尤其是2014 年“伊斯兰国”组织的横空出世，导致整个国家陷入动荡分裂和内战的边缘，伊拉克政府始终未能采取有效的措施解决各族群宗派之间的矛盾分歧。例如，许多逊尼派对“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的暴行持容忍态度，并积极响应极端组织的号召，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抗衡什叶派政府歧视性政策的有效办法。而什叶派却以逊尼派为极端组织提供安全掩护为由，赞同政府军在逊尼派地区的滥用武力行为。这种恶性循环加剧了伊拉克各族群宗派之间的分裂，使国内宗派主义滋生蔓延。时至今日，伊拉克政府仍然延续着制造分裂的政策，未探索出在各族群宗派之间达成和解的有效策略，主要表现为:

第一，推行边缘化逊尼派的排斥政策。对于经历内战的国家而言，对前政权及其武装人员的大赦通常是迈向和解的重要一步，但伊拉克新政权内部并未就此达成一致，最后实施“去复兴党”和解散其军队的政策。此外，伊拉克政府军借“反恐”之名，对逊尼派采取了血腥镇压、随意逮捕和虐待羞辱的措施。同时，被判为犯有恐怖主义罪行的死刑人数数量增加，而这些罪犯大多数是逊尼派。按照一名什叶派前议员的说法，处决逊尼派已成为一些政党赢得什叶派选票的一种选举策略。因此，伊拉克政府必须将反恐行动与政治清算区别开来，消除逊尼派的被剥夺感对于实现政权的合法性和国家稳定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国家机构强化身份认同和宗派主义。以伊拉克军队为例，战后马利基政府强烈反对吸收逊尼派武装人员到国家军队中，导致什叶派在军队中占绝对多数的地位更为明显。在逊尼派看来国家军队已成为什叶派军队，因此要求将逊尼派占多数的地区安全防卫移交给当地警察部门，但伊拉克政府以极端主义成员已渗透到该地区警察系统为由拒绝。因此，伊拉克政府应防止某一宗派在国家权力机构中占主导地位，进而通过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公平公正的政策推进战后重建工作。

第三，叙利亚内战的溢出效应加剧了伊拉克各宗派间的紧张关系。阿拉伯地区的宗派纽带联系具有跨国性的特点，叙利亚内战成为跨国族群宗派的角斗场。就伊拉克逊尼派和什叶派而言，逊尼派积极参与到“伊斯兰国”组织推翻巴沙尔政权的恐怖活动，而什叶派则与亲巴沙尔政权的武装力量，其中包括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朗的武装人员联合起来并肩作战。因此，跨越国界的宗派联合严重威胁到国家认同，这使伊拉克政府建构伊拉克人认同变得更为艰难。

第四，联邦制解决伊拉克国家认同的局限性。当今世界的国家结构形式一般分为单一制和联邦制。一个国家结构形式的选择，是基于该国的历史、文化、地理条件等各种因素考虑的结果。但毋庸置疑，民族因素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战后伊拉克确立了联邦制的政治体制，但伊拉克宪法并未就联邦制的具体内涵和权利外延进行明确规定。参照伊拉克宪法的规定，联邦政府将按照权力分散的原则，按照地理、人口、教派及民族分布来分配权利，保障各族群获得的基本的权利，避免出现某一族群独掌大权的局面。虽然实施联邦制是解决伊拉克国家认同困境的制度选择，但是这一制度从根本上解决伊拉克国家认同的作用还是有限的，主要原因是:

一是伊拉克自古以来一直实行中央集权模式，该制度具有深厚的政治文化根基。由于联邦制与以往的政治制度大相径庭，实现联邦制缺乏政治基础。伊拉克国内尖锐的民族矛盾、根深蒂固的部落社会和错综复杂的教派冲突的传统，造成民众的民族、部落和教派归属情感超越于统一的伊拉克国家认同。例如，伊战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实际权力超越了现存大多数联邦制的范畴。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高度自治极大地鼓舞了逊尼派，他们也积极寻求实现逊尼派地区的自治权。因此，不顾伊拉克基本国情直接从西方嫁接的民主政治容易演变成各族群权力争夺的政治舞台，导致国内的混乱和失序，不利于伊拉克民族和解与国家建构。

二是伊拉克实施联邦制缺乏强有力的社会支持。伊拉克社会具有非常典型的碎裂化特征，新政权需要依赖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人的支持。作为社会主体的三大族群，长期以来相互之间一直缺乏信任与合作，在实施联邦制的过程中各派意见经常不一致，分歧严重。例如: 为兼顾平衡各族利益，战后北部的基尔库克的市议会主要由库尔德人、逊尼派阿拉伯人，逊尼派土库曼人和基督徒亚述人组成。但实际上议会很难正常履行职责，市长要求在该市安置库尔德人，担任副市长的阿拉伯人却强烈反对，并要求重新进行地方议会选举，同样土库曼人以抵制议会会议相威胁，要求市长将全市各个地方的库尔德旗帜撤下，而基督徒又抱怨自身的代表人数不足。

三是联邦制导致强化族群认同和争取更多政治权利甚至分离( 分裂) 行为产生的风险增大。从权力分配上看，表面上联邦制能够有效地平衡兼顾各族群的利益，照顾各方利益，但实际上这一制度却强化了族群宗派利益。例如，2003 年后的伊拉克各政党成为宣传种族宗派主义的工具，种族宗派认同成为各政党意识形态和政治旗帜，使种族宗派利益直接转化为政治利益，并以种族宗派利益为出发点来制定国家政策，这种种族宗派的制度化对伊拉克的未来造成了严重隐患，因为这让族群特殊身份认同固化和合法化，势必会加大社会各族群之间的分裂，进一步使伊拉克族群分裂的可能性增大，挑战伊拉克民族国家认同和建构。这点正好应验了学界的研究结果: “对于一个存在国家认同危机或族群间对立和冲突的国家，通过民主化，通过赋予少数族群更多的政治权利来缓解族群冲突和增强少数族群国家认同感的政策取向，可能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特别是当少数族群以所处的地理位置为基础，或者政党以族群为基础时，甚至可能导致少数族群更强的族群认同感和争取更多政治权利甚至分离(分裂) 行为的产生”。

四、结语

总而言之，在地图上伊拉克国家是统一的，但在现实中国家是分裂的。伊拉克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曲折而艰难，经过接近一个世纪的努力还未实现真正意义的统一，国内一直存在民族宗派分裂和多元认同困境，各政治派别之间缺乏相互信任和支持。虽然伊拉克战争结束整整15 年之久，但国家重建远未结束，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以及其他少数族群之间的暴力冲突一直威胁着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伊拉克政府至今未能制定出包容性政治制度，更遑论实现各族群宗派间的信任和解，尤其是受“阿拉伯之春”、叙利亚内战和“伊斯兰国”等地缘政治局势的冲击，国内宗派主义和分离主义更趋严重。现任政府总理阿巴迪面临着迫切任务需要解决，比如消灭“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残余势力，根除恐怖主义滋生土壤; 化解教派矛盾，推动政治与民族和解以及反腐败等政治改革; 处理库尔德人的利益诉求，解决石油收入分配问题等诸多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在伊拉克现代历史的发展中长期存在，是历史遗留问题，甚至可以认为其中许多问题与伊拉克国家认同缺失密切相关。可见，如何有效地实现国内各族群宗派的信任与解决国家认同困境，关系到伊拉克能否成功地实现民族国家建构的艰巨任务。